中原文化的墓葬衍变及影响综述
“中国”是到近代以来才开始作为一个国家称谓而存在的。而在之前可以可以说是一个地理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然若追溯到最早文明之初,就会发现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逐渐出现一个文化意义的“早期中国”或者说“早期中国文化圈”。
文明诞生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在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的文明基础开始奠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出现了五个文化系统,此时处于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状态;竞争促进发展,至中期阶段,处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开始崛起,以中原为核心、两大河流域为主体的圈层架构开始出现,这时可称之为萌芽时期;到晚期阶段,中原核心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迅猛崛起,甚至可称之为庙底沟时代,此时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再之后则进入了万国林立,“满天星斗”的龙山时代,此时大致处于传说中的古国时代;随后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进入了王国时代。这是对整个早期中国文化圈形成发展过程的简单概况,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文化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它就像一座熔炉一样,将各个文化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中华民族。
接下来我想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中原地区墓葬的衍变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意义与影响进行一个综述。
墓葬文化是古代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丧葬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古人眼中墓葬代表着先辈死后在地下的住所,因而从墓葬遗址的各方面中往往能反映出很多东西,例如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的历史阶段、墓主人地位等等。
大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现今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当时的格局是两大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崛起,北方地区与华南地区也各有发展。中期中原地区代表性文化有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大地湾人当时已有自己的氏族公共墓地,墓葬主要为单人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多见仰身直肢,同时发掘有瓮棺葬,葬式以一次葬为主,很少见二次葬,多为单人葬,少见合葬墓,多数墓有随葬品,主要为陶制生活用品,出现随葬猪下颌骨现象,还有部分墓葬的墓主手握獐牙;裴李岗文化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个别有壁龛,仰身直肢葬,普遍随葬日用陶器和生产工具等,大墓随葬品中出现骨笛、骨板、绿松石饰品你、龟甲等,出现最早儿童瓮棺葬,葬式多单人葬,少数合葬墓;后李文化墓葬与裴李岗文化类似而少见随葬品。 由此可见黄河流域诸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有相似的文化传统,裴李岗文化中多人合葬墓的出现与之后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一致,说明当时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制度都在发生变化,而龟甲等随葬品表示墓主人显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表明当时社会虽然还处于比较平等的状态,但一些等级观念已经开始逐渐凸显。而黄河流域的墓葬同其他地区比如北方、南方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共性,如墓坑为土坑竖穴,流行单人葬,一般无葬具, 大多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等[1]。而此时长江中游与华南地区流行屈肢葬,兴隆洼文化见人猪合葬现象与“猪龙”,体现出不同丧葬理念。这些现象表明此时一个早期中国文化圈出现雏形,虽然各地区文化墓葬理念各有特色,但一个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世俗化信仰体系、多层次整体性思维方式在各文化中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来,其中作为中原文化代表的裴李岗文化体现出明显扩张性并使各文化区间发生联系,体现出其特殊性地位。
仰韶文化陶器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发展起来,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中作为中原核心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地沟类型迅猛崛起,而庙底沟期一般也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兴盛期。典型仰韶文化区代表主要有半坡文化、庙地沟文化、西王村文化。作为中原核心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地沟类型主要分布在晋南豫西地区。东庄类型以山西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和翼城北橄一、二期为代表,其墓葬虽仍存仰身直肢葬,但新出现一种将头骨与肢骨摆在一起的前所未 见的二次葬,其源头应在半坡类型,无任何随葬品,同半坡文化厚葬的习俗有质的不同,其婴儿墓均葬于房子周围,不用瓮棺这种特殊的葬具,同渭水流域半坡文化的婴儿瓮棺葬形成鲜明的区别,表明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2]。庙地沟类型从总体上看在东庄类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大致可分成三期:北橄三、四期和南交口仰韶文化二期早段代表早期,庙地沟遗址一期和西阴村庙地沟类型主体遗存代表中期,西坡H110代表晚期[3]。庙地沟类型的墓葬类型与东庄类型基本相同,其墓葬发现不多,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与瓮棺葬,少有随葬品,不多见二人合葬,葬具组合较多变化,同时在庙底沟等遗址中出现人的乱葬坑,可能与殉葬或战争有关。
东庄-庙底沟类型形成后,即开始向四周扩张影响,造成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化”与黄河上中游文化的趋同。如史家类型关中东部地区多人二次合葬、头肢骨摆放在一起的形式,大河村类型和下王岗类型由单人仰身直肢葬变为多人二次葬等都可看出其受到东庄类型的影响。从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墓葬情况来看,乱葬坑的出现预示着战争的地位在社会中地位愈来愈重要,《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的兴起表明此时的社会已经复杂到相当的程度,奴隶,阶级等等都与战争有着密切联系,社会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而随葬品的无或少量出土则体现出中原核心地区生死有别、质朴执中的习俗,其贫富分化、社会地位分化等还比较有限,这点与东部诸文化如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等形成鲜明对比,东部文化墓葬中富贵墓区和贫贱墓分野明显及随葬品的极大差异无不体现其社会复杂程度明显超过中原核心区,表现出富贵并重、浪费的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仰韶文化东庄—庙地沟类型的启发。此时可以说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这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普遍体现出了社会分化、家族凸显、男权军权凸显的趋势,这点可从其墓葬的葬式、葬俗等方面明显看出来,而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墓葬葬式等在各区域文化中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痕迹,从这方面说此时一个广阔的文化层面上的中国意识已经开始体现出来,这为夏商乃至秦汉之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韩建业先生所说的“早期中国文化圈”。
以上就是我对中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方面的衍变及其影响的一点简单概述,中原文化墓葬的各个方面及其所体现出的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等文化意识和后世中国文明的丧葬文化及华夏民族的核心特质有着明显联系,因而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毫无疑问的占据着核心地位。